人物简介：
刘凯湘，男，1964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湖南攸县人，1984年7月结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1987年7月结业于北京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结业后一直在北京商学院执法系任教，1999年5月调任北京大学法学院。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中王法学会会员，北京民商法研究会理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人，北京市高等学校优秀青年主干教师，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首都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兼职教授。1992年-1994年曾两次赴英国兰开夏中央大学进修、会见，同时以中方指导教师身份赴芬兰讲授中国商法。曾赴日本、美国等国考察、会见。
著作：《论经营权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革新》，《契约看法与秩序立异――市场经济的执法文化思考》，《意思自治原则的变迁及其经济学剖析》，《我国条约违约状况剖析》，《论商法的性质、依据与特征》等。
手机铃声又一次响起，第三次打断了刘教授和记者之间的谈话。刘教授站起身，很欠美意思地说了句“对不起”？吞，刘教授一家的全家福挂在洁白的墙面上，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往里走，每一间屋子都收拾的整整齐齐、一尘不染——除了刘教授正在使用的书房。最近刘教授正在赶一篇有关条约法的稿子，满桌的稿纸、资料，发热的电脑，房间里随处都是事情的痕迹。
这样的忙碌关于刘教授来说早已司空见惯了，为了赶稿子，熬夜险些成了他的家常便饭。据他的夫人说，刘教授经常写稿子到晚上两三点，之后早上起来继续写。不过刘教授倒是不以为然，他说只要碰到自己喜欢的课题，不但不觉得累，还会重复思考，直到自己觉得没有问题了才肯宣布。有时候，就算文章已经宣布出去，他还会时时时地细细琢磨。刘教授说，做学问到一定水平之后，就不会像刚开始一样，不管写什么都敢拿脱手。现在，他写稿子都会很慎重，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写得更好，所以更是精雕细琢，呕心沥血。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刘教授身体素质很是优秀，纵然经常超负荷地事情，看上去却照旧比同龄人年轻了许多。过去有人看刘教授身体素质好，便开玩笑说：“你这么好的身体条件，应该去当总统。”没想到刘教授却说：“不，我照旧做老师的好，做老师可以做学问。”刘教授说的这句话是发自内心的，当年尊龙凯时曾想任命刘教授当法学院院长，刘教授拒绝了，并且重复了和朋友说过的那句话：“不，我照旧当老师的好，当老师可以做学问。”
刘教授喜欢做学问，这是不可否定的。当记者和刘教授谈起他热爱的民商法时，刘教授就像上了战场的战士一样兴奋，不绝地翘起二郎腿，又放下，支起身体，又窝进沙发，嗓门也会变得比平时说话大一个分贝，同时，他的双手还会凭据自己说话的内容做出种种各样的行动。“我不是做行政事情、做生意的质料，我不会，也不想去做，我就适合做学问。”这句话在记者和刘教授的谈话中泛起过三次。刘教授告诉记者，他神往一种自由，一种无拘无束，而这个自由，就是让他可以定心做学问的自由。老师这个职业，是最能满足他这种需要的职业，“做老师可以让你的思想自由，让你的品质自由，可以让你自由地宣布自己的意见。”刘教授这样阐释。
不过，说到为什么会当上老师，刘教授还要谢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当年北京商学院的徐学鹿教授。刘教授将他视为恩人，也是一位他尊敬的师长。说他是恩人，是因为他帮刘教授迁来了户口，安顿了家人，让他没有记挂地踏进了教师的门槛；说他是师长，是因为他在做学问这方面教会了刘教授正直、勤奋。刘教授回忆说，徐教授历来不会因为自己年长或者对他有恩而不让他宣布自己的言论，相反，他还很提倡他们两个人之间进行“热烈而宁静的争论”。两个爱做学问的人，提到自己喜欢的话题，都会嗓门提高、手舞足蹈，虽然争论得很猛烈，但最后往往照旧各持己见。不过，正是在这种学术气氛下，刘教授的才华才获得了展示，学术水平也获得了提升。
厥后，刘教授被调到北大事情，徐教授虽然舍不得，但照旧给他写了推荐信。时隔多年，当刘教授再次想起尊龙凯时时，内心照旧充满了谢谢。在他心里，这是一个很有生气的校园，有着亲密的同事，有着浓厚的学术气氛，另有着自己青春的影象。
如今，一经的青年教师已经是北大著名的教授了，正在潜移默化地将自己“做学问”的思想转达给学生们。他觉得，社会上虽然需要种种各样的人才，但只有不求名利、潜心做学的人，才华够以为社会做了几多孝敬，而不是以功利的眼光去看待事物。
上午11：00，记者完成了对刘教授的采访，原来还想再问些问题，可是时间不敷了，因为11：30还要有人来刘教授家里谈稿子的事情。
刘教授亲自把记者送出门，并一直目送着我们走远。
精彩对话：
1、我们知道您写了许多论文和书籍，听说您为了著书一经每天写到子夜两三点，是这样吗？在您所有的著作中，您写得最辛苦的是哪一本？
应该说我所有的书都写的很辛苦，要搜集大宗资料，做大宗事情，要是让我选出最辛苦的一本还真的是很难。因为做学问做到一定水平以后，您不会像刚开始一样，不管写什么都敢拿得脱手，现在我会很慎重，不会轻易把它宣布，总是希望你能够写的更好，所以更是操心思，所以真的是精雕细琢，呕心沥血。写纷歧样的书会有纷歧样的心情。有的时候写自己不感兴趣的，就想着快点交稿，但如果碰到自己喜欢的，那心情就很兴奋，就会重复琢磨它，就算已经宣布出去了，我照旧会琢磨。
2、面对那些一经和您擦肩而过的名利，您后悔悟么？
不后悔，我觉得自己不是做行政事情的料子，我就适合做学问。我自己神往一种自由，一种随心所欲，不被什么羁绊，可以自由地做学问。我觉得老师这个职业最能给我自己想要的工具，它可以让你的思想自由，让你的品质自由，我不必像在别的地方事情，领导说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我可以自由地向我的学生宣布我自己的看法。
3、您觉得中国现在缺少您这样做学问的人吗？如果我们想多一些像您一样做学问的人，中国教育应该做些什么革新？
社会上需要种种各样的人，需要追求名利的人，也需要熟悉政界的人，都应该有。一般做学问的人都有这种冷淡名利的心情，只要能让他们衣食无忧地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他们就很满足了。他们不会因为一些功利的工具去判断事物，而是以这个人为社会做了几多孝敬。
中国教育在我看来其实是很失败的，它是反科学的，它完全停止了孩子们的想象力，各人都为了考试而学习，学了许多工具，可是对人格也好，品质也好，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资助。
4、当年您在商学院教书的时候，有许多老教授非？粗啬，也帮您了许多忙，例如徐学鹿教授，听说您一直把他当做自己的师长和恩人，是这样吗？
1989年的时候我做一个课题，这个课题是借贷所、农业部和国务院农业中心等联合搞的，研究中国经济体制运行状况。其时我有许多会要开，可是又有许多课要上。厥后我就和徐教授说了这个情况，其时他很爽快地允许了，帮了我许多忙，厥后等这个课题结果出来之后，他特别满意，特地把它放到领导面前进行展示。像这样的事徐老师帮了我许多的。
其实商学院另有一位老师帮了我很大的忙，他叫苏志平，是其时学校的党委书记。我93年左右想过离开商学院，去下海做生意，其时年轻老师的人为很低，我们一家人和另外一户人家挤在一个两室一厅的小屋子里，加上其时我们的女儿刚刚出生，所以生活很拮据。其时我的同事里有许多人都出去做生意了，我就也想出去多赚点钱，可以说那时候我的生活很迷茫。厥后我把辞呈交给苏老师看，苏老师其时说“我再考虑考虑吧”。厥后有一天晚上，苏老师突然跑到我们家来，其时我特别受惊。苏老师看了看我们住的屋子，说：“条件还真是欠好，不过你别因为这个就去下海啊，我知道你喜欢做学问，你不是做生意这块料。这样吧，你干几年再说吧，到时候等我退休了，你再怎么走我都不管你。”其时他说得很真诚，我也特别感动，于是就留下了，要不然现在我就做不可老师了。
5、听说当年您和徐学鹿老师也会为一些专业的问题争论，并且还很猛烈，是这样吗？
这个是正常的，徐老师很容纳，他不会觉得自己是我的尊长，对我有恩就让我所有看法都听他的，并且他还很勉励我们和他讨论，这种轻松的气氛让我的看法也可以自由发挥。我们的争论一般都是很热烈可是很宁静的，很少有针锋相对的。经常是我就讲我的看法，他就讲他的看法，最后照旧各持己见了。我们讨论起来都很激动，嗓门都会变大。
6、当您离开尊龙凯时调去北大的时候徐老师很舍不得，其时您自己是什么样的心情？
其时我想到的也是希望能为自己做学问找到一个更好的平台。可是我在商学院事情了12年，对它我是一直怀有谢谢的，不管是情况照旧同事，都给我许多资助。我觉得商学院这个学校充满了活力，是一个很有生气的学校，并且这所学校特别注意对年轻老师的提拔。
